1980年7月，中共中央发出了一道引起轰动效应的指示。在这个关于“少宣传个人”的指示中专门有这么一条：毛主席像、语录和诗词在公共场所挂得太多，这是政治上不庄重的表现，有碍国际观瞻，今后要逐步减少到必要的限度。
就在文件发出的当天，人民大会堂前开来了两辆吊车，工人们奉命将悬挂在那里的巨幅毛泽东像取下。这一行动立即引起了围观群众的强烈反应，不少人纷纷对此发表议论。但拆除行动照常进行。
此后，从首都到全国各地采取一致行动，拆除了许许多多的毛主席塑像和语录牌。
几夜之间，朝阳——这座辽宁省西部的一个中等城市，在繁华的街道上，大路的主要通道上，突然不见了那高耸的语录牌，广场上的那尊高大的毛泽东雕像也突然消失了，唯有地上散落的砖头、水泥渣和石块，使人们仿佛记得这里曾有过一座雕像。
北京大学。曾有两座气度不凡的毛泽东雕像，几天功夫，亦不复存在。
这个举动引起了国外舆论的关注。
奥琳埃娜·法拉奇女士是一位擅长捕捉时机采访新闻的意大利记者兼作家。她的足迹遍及世界五大洲，采访过数十位政坛首脑和风云人物，素以提问尖锐、言辞泼辣而著称。
中共中央的指示发出不久，法拉奇便出现在北京。善抓重大新闻的法拉奇果然名不虚传，中国正在采取的行动显然使她极感兴趣。
经过十一届三中、四中和五中全会，邓小平作为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地位逐步确立，此时他已经是中共的实际负责人。在《决议》即将拿出来交给省军级以上高级干部进行讨论之际，有必要使国内外对中共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立场、观点有所了解。决不能使形式上拆除毛主席像和语录牌，成为所谓“非毛化”的证据。因此，邓小平决定会见这位意大利女记者，借她的笔向外界宣传宣传。
8月21日、23日，邓小平同法拉奇进行了两次谈话。内容涉及面很广，重点和核心是关于中国的国内问题。
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法拉奇一开口就抓住毛主席像和语录一事提了个很尖锐的问题。
邓小平果断而又很干脆地答道：永远要保留下去。过去毛主席像挂得太多，到处都挂，并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也并不能表明对毛主席的尊重。
邓小平对这次谈话显然早已成竹在胸，所以不待法拉奇再问，他径直谈了中共将怎样对待毛泽东。
他说：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毛泽东思想不仅过去引导我们取得革命胜利，现在和将来还应该是中国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所以，我们不但要把毛主席的像永远挂在天安门前，作为我们国家的象征，要把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而且还要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
了解情况的法拉奇当然知道苏联“非斯大林化”的由来和后果。邓小平提到这个问题，也是要人们牢记这一历史教训——1956年2月24日，一个寒气逼人的不眠之夜，苏共二十大举行重要会议。这次重要会议没有邀请各国共产党代表团出席，其中也包括朱德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
那是一个极不平常的夜。赫鲁晓夫通宵达旦作了秘密报告，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报告尖锐地揭露了斯大林的严重错误以及对他的个人崇拜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这个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引起了中共代表团的极大震动。
邓小平当时作为中共代表团的重要成员，亲眼目睹了这惊心动魄的一幕。苏共二十大结束后，由于团长朱德还要继续出访，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速记稿由邓小平带回北京。毛泽东读了秘密报告后十分震怒，他很尊重斯大林这位苏联党和国家的领袖，甚至在很长的时间都认为自己就是“中国的斯大林”。
赫鲁晓夫的做法显然已是“离经叛道”。事实也证明，苏共二十大在苏联国内和国际上都引起强烈震动，造成了人们思想上的严重混乱，西方国家乘机掀起反共浪潮，给国际共运带来巨大困难。毛泽东决定公开反驳，于是便有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等著名论战文章的发表。中苏两党的分歧从此严重加剧。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指控斯大林为“暴君”，说他在一系列大清洗中，处决或逼死了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上千名十月革命时的老布尔什维克，屠杀了包括“红色拿破仑”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在内的数百名红军高级将领，杀害了十几万工程技术人员和干部，数百万人被流放，上千万人遭株连……斯大林简直成了十恶不赦的罪人。随后又采取一系列措施，斯大林的遗体被迁出列宁墓，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城市更改了名称。一个曾经被苏联人民引以为荣的显赫人物，顷刻间坠入了十八层地狱。
苏共搞“非斯大林化”，还要中共与之保持一致，不要在公开场合悬挂斯大林像。中共拒绝了。毛泽东说：我们天安门前挂斯大林像，是符合全世界劳动人民愿望的。赫鲁晓夫把斯大林搞得那么不像样子，我们不赞成。“斯大林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次要的。”“斯大林本身，你也要给他三七开嘛！”
毛泽东对斯大林的评价和做法，也为中共日后对类似问题的处理提供了参考。邓小平在评价毛泽东的问题上，更是把公允、客观和科学放在首位。
邓小平告诉法拉奇，尽管说修建毛主席纪念堂是违反毛主席自己的意愿的，但当时做这件事，是从为了求得比较稳定这么一个思想考虑的，因此，他明确表示不赞成把它改掉。已经有了的把它改变，就不见得妥当。建是不妥当的，如果改变，人们就要议论纷纷。现在世界上都在猜测我们要毁掉纪念堂。我们没有这个想法。法拉奇见邓小平滴水不漏，只好转移了话题，她问道：四个现代化将使外国资本进入中国，这样不可避免地引起私人投资问题。这是否会在中国形成小资本主义？此问的真实意图在于，如果出了资本主义，也就说明你事实上在搞“非毛化”。问题同样十分尖锐。
邓小平的回答很巧妙：归根到底，我们的建设方针还是毛主席过去制定的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外资影响不了我们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外国资本和技术，可以作为我们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补充。
机敏过人的法拉奇见几次发问都未能满足她的好奇心，便连珠炮似地提出了一串问题：大跃进难道不是错误？照搬苏联的模式难道不是错误？对过去这段错误要追溯到何时？
邓小平沉着应答，始终不乱方寸：错误是从50年代后期开始的。由于胜利，毛泽东不够慎重了，在他的晚年有些不健康因素，不健康的思想逐渐露头，主要是一些“左”的思想。“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犯的是政治错误，这个错误不算小。但总的来说，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讲毛主席后期的错误。
法拉奇进一步问道：据说，毛主席经常抱怨你不太听他的话，不喜欢你，这是否是真的？
邓小平很坦然地答道：毛主席说我不听他的话是有过的。但也不是只指我一个人，对其他领导人也有这样的情况。这也反映毛主席后期有些不健康的思想，就是说，有家长制这些封建主义性质的东西。他不容易听进不同的意见。毛主席批评的事不能说都是不对的。但有不少正确的意见，不仅是我的，其他同志的在内，他不太听得进了。民主集中制被破坏了，集体领导被破坏了。否则，就不能理解为什么会爆发“文化大革命”。
法拉奇又问：你说“四人帮”是少数，全国很多人反对他们。他们这些少数人怎么可以控制中国，甚至整老一辈的革命家？是否他们当中有一个是毛主席的夫人，他们的关系太好，他们不敢动她？
有这个因素。邓小平答道：我说过，毛主席是犯了错误的，其中包括起用他们。但应该说，他们也是有一帮的，特别是利用一些年轻人没有知识，拉帮结派，有相当的基础。
是否毛主席对江青的错误视而不见？江青是否像慈禧一样的人？这是法拉奇关心的又一个问题。
邓小平说：江青本人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帜干坏事的。但毛主席和江青已分居多年。江青打着毛主席的旗帜搞，毛主席干预不力，这点，毛主席是有责任的。江青坏透了。怎么给“四人帮”定罪都不过分。“四人帮”伤害了成千上万的人。
对江青你觉得应该怎样评价，给她打多少分？这是法拉奇的声音。
零分以下。邓小平颇为轻蔑地答道。
你对自己怎么评价？
这时谈话虽已接近尾声，邓小平的思维仍是那样明晰和机敏，胆大且又心细：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但有一点可以讲，我一生问心无愧。你一定要记住我的话，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说，也是好心犯的错误。不犯错误的人没有。不能把过去的错误都算成毛主席一个人的。所以我们对毛主席的评价要非常客观，第一他是有功的，第二才是过。毛主席的许多好的思想，我们要继承下来，他的错误也要讲清楚。
邓小平与法拉奇的谈话内容在国外报刊披露之后立即引起强烈反响，外电评论：“邓小平第一次宣布，在明年的党代会上，将不会像批判斯大林那样，全面批判毛泽东。但是总结大跃进以后的总路线，今后的中国将与毛路线诀别，进行四个现代化。”由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向外国记者讲解今后党的路线，被认为是“极为例外”的事，是“非常年代的一个非常举动”。国际舆论对这位中国历史大转折关头的掌舵人予以很高的评价。中央警卫局将邓小平与法拉奇的谈话向官兵们宣读之后，普遍反映这样讲很好，大家都能接受，符合党心、军心、民心。邓小平的上述谈话观点和思想也大都为《历史决议》所吸收。
（摘自《再生中国——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前前后后》熊志勇 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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